揭开加州菲裔社区隐藏的历史

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托克顿长大，这里是圣华金谷的中心，我所受的教育和其他美国学生差不多。我了解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开国元勋和美国内战。尽管我是在一个美国种族最多元化的城市在这里，78%的人口被认为是有色人种，我几乎不了解组成我的社区的人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在我看来，移民就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来到美国，然后实现美国梦。

我在成长过程中对斯托克顿也怀有特别的怨恨。这是无聊的，危险的，丑陋的。在我年轻的头脑中，郊区的发展摧毁了这片充满生命和个性的土地。我把大学看作是离开斯托克顿去寻找一个更有价值的世界的机会。从我的角度来看，在我在斯托克顿的学术生涯中，反复向我传递的信息很清楚:“这里没有什么重要的;在别处可以找到更好的东西。”

我不知道，在每天早上上学的路上，我都会经过一家不起眼的麦当劳餐厅和加油站。高中毕业前，我得知这个开发项目是在1999年历史悠久的小马尼拉社区仅存的街区之一的拆迁现场建造的，小马尼拉社区与我们历史悠久的华裔和日裔美国人社区一起存在。20年前，已故的黎明Mabalon博士而且狄龙Delvo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回到斯托克顿，却发现自己成长的社区正受到城市发展的威胁。他们建立了一个社区联盟，帮助建立了小马尼拉历史遗址保护着8个街区的商业、住宅和其他遗留下来的历史建筑。在拉斐特街(Lafayette Street)，我经常路过标示小马尼拉(Little Manila)社区的横幅，但总是很少想到它。

高中的时候，我在圣华金县历史博物馆做志愿者。几个月后，我得知当地一个名为“小马尼拉崛起”(Little Manila Rising)的组织正在寻求帮助，为在旅行箱中发现的物品编目，这些物品将被送往史密森尼国家美国历史博物馆(Smithsonian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我在小马尼拉崛起中学到的东西，以及在我的种族研究课上所学到的东西，完全重塑了我看待和理解养育我的社区的方式。

到20世纪40年代，斯托克顿是世界上除菲律宾以外菲律宾人口最多的城市。为了寻求经济和教育机会，以及冒险，成千上万的菲律宾年轻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移民到西海岸。由于1898年《巴黎条约》规定菲律宾被美国吞并，菲律宾人被视为美国公民该法案允许他们在美国境内及周边地区旅行，并规避诸如1882年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等限制性移民法律，从1907年到1933年吸引了超过10万人以美国公民的身份来到美国。因此，菲律宾人受到夏威夷蔗糖种植园主和加利福尼亚菜农的追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菲律宾人民没有遭受歧视和种族主义，这些歧视和种族主义是反移民和反亚洲政策和态度的基础。

施工后的堤坝整个萨克拉门托-圣华金三角洲(主要由19世纪中期的中国移民完成)，整个加州中央谷的农田成为美国最肥沃的农田之一。工业化农业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当年轻的菲律宾人来到美国时，他们经常发现，由于歧视性的雇佣做法，承诺的大量机会往往只是低薪的服务工作和农业劳动。斯托克顿位于圣华金谷的中心地带，延伸到小马尼拉，成为菲律宾人可以去寻找家人和朋友的地方。在回忆录中,美国在心中他写道:“我想停下来在镇上逛逛，但一些流浪汉告诉我斯托克顿有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我一直在同一列火车上，直到火车到达萨克拉门托，我在那里登上了另一列开往斯托克顿的火车。我问了几个流浪汉唐人街在哪儿，因为在那儿我一定能找到我的同胞。”

除了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这些人还受到加州反通婚法的影响。把一个孩子从家里送到美国是非常昂贵的。许多家庭选择送能赚钱的儿子。许多菲律宾家庭相信，他们的儿子几年后就会回国，因此没有必要在美国建立家庭。然而，由于缺乏可观的工资，许多人将比原计划停留更长时间。在20世纪30年代的某个时候，它是这样的记录每14个菲律宾男人就有一个菲律宾女人。由于反通婚法禁止多种族关系和婚姻，这群以单身汉为主的人成立了兄弟会、妇女协会和工会等组织，作为一种在种族歧视猖獗的情况下建立社区和相互帮助的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战争新娘法案》(War Brides Act)颁布后，美国的菲律宾移民人数有所增加。尽管如此，斯托克顿还是有几个著名的兄弟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成立于1942年的“特拉巴霍军团”(Legionarios del Trabajo)专门收集这些人带到美国的轮船箱。在有人去世后，兄弟会会收集这些成员的遗留物，把它们放在旅行箱和行李箱里，供家人或爱人保管，因为他们可能有一天会来取走这些东西。这就像一个时间胶囊，展现了美国历史上很少有记录的视角。这些箱子是安东尼奥·索米拉(Antonio Somera)发现的，他把自己的武术学校搬到达古霍(Daguhoy Lodge)的地下室(特拉巴霍军团(Legionarios del Trabajo)的集会地点)后发现的。

在史密森尼的实习期间，我继续为小马尼拉崛起和史密森尼国家美国历史博物馆编目这些蒸笼中的物品。我还与史密森尼亚太美国人中心合作创建了一个史密森学习实验室藏品灵感来自轮船行李箱里的物品和“小马尼拉崛起”的联合创始人道恩·马巴隆(Dawn Mabalon)博士的工作，他是研究菲律宾裔美国人移民的权威人士，尤其是在斯托克顿。

我很感激有机会在全国范围内宣传我所在社区的历史。由于储藏能力的原因，25只箱子和行李箱中只有一只被带进了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我希望斯托克顿剩下的箱子能很快得到应有的照顾和重视，这是无价的收藏品。我相信，史密森尼博物馆的这些藏品是一个例子，说明了保存下来的当地历史具有变革性。小马尼拉的故事重新定义了我对这座城市的叙述，我知道它对许多其他年轻的斯德哥尔摩人来说也是如此。我希望我所在社区的故事能给来自相似背景的学生提供一些启发，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新老移民社区中勇敢的、多方面的奋斗和坚持不懈的历史。今天，小马尼拉的坚持表明了历史保护对全国地方社区保持身份的重要性。希望与小马尼拉崛起、史密森尼亚太美国人中心和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合作创建的工作和资源能够帮助斯托克顿的学生和来自类似社区的人了解，移民经历如何在一个社区的历史中建立一种认同感，从而值得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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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帕里拉(Katherine Parrilla)是加州保利洪堡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作为一名高中生，凯瑟琳在圣华金县历史博物馆和小马尼拉崛起实习。在史密森尼，凯瑟琳曾在史密森尼亚太美国人中心(APAC)和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NMAH)实习，致力于创建关联的史密森尼学习实验室收藏，并支持项目收购。